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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重远夫妇:一只风筝,一世情缘

  上海,向来是群星荟萃,名流如云。其中有一对非常特殊而且神秘的姐妹,她们走到哪里,都备受瞩目:红嘴唇、绿眼影、超短裙、高跟鞋……虽然不是双胞胎,但永远穿着一模一样的衣服,梳着一模一样的发型,甚至鞋子、饰品和背包,都是同色同款。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,她们的年龄已过六旬。

  她们,便是我国民主革命时期著名爱国主义者杜重远的女儿——杜毅、杜颖。

  近年来,两姐妹活跃在世界各国的商界高层洽谈会上。外界传言她们“身价过亿”,“做着引进外资、帮助祖国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的大生意”。

  在上海繁华的淮海中路,美国领事馆对面,有一栋高档会所。杜毅和杜颖在上海时,就住在这里。2009年2月,一个暖融融的中午,她们接受了《环球人物》记者的独家专访。

  做大生意的小女人

  虽然早有心理准备,但第一眼看到两姐妹,记者还是为之一震:杜毅和杜颖优雅地坐在沙发上,妆容靓丽,服饰考究。她们非常纤细瘦弱,说起话来软言细语,根本不像是在生意场上打拼的女强人。因为特殊的经历,杜颖和杜毅没有享受过婚姻,她们至今都是单身。

  “有人说我们姐妹身价几十亿了,吓死人,那不遭绑架才怪。我们洽谈的生意资金有上百亿美元的,但这些钱都是公家的,绝对不是个人所得。”听到外界的传言,姐姐杜毅笑着解释。

  1986年,在香港定居的杜毅、杜颖开始利用父母在海外的关系,引进外资。经过艰辛的努力,她们成功地为上海引进了第一个投资额近1亿美元的净水自来水项目。此后,又陆续牵头引进了投资10亿美元的江苏火电项目等,生意越做越大。

  “很多人都不可思议,就凭我们俩,能谈成如此大的生意?”姐姐杜毅温柔地笑着说,“到了这个岁数,每天早晨一睁眼,还和惊险小说一样,忙得晕头转向。”妹妹杜颖也说:“和我同龄的朋友,都在家里闲得发慌,他们好奇我为什么那么忙?”两姐妹开朗健谈,心态很年轻。“有时候遇到小孩子叫我们奶奶,会被吓一跳,反应不过来。”她们笑着,神情如年轻女孩般可爱。

  两姐妹饭量小得可怜。满桌的菜肴,姐姐杜毅刚吃了一颗蔬菜,半小根排骨,就喊着“吃得太多!”而妹妹杜颖却总是顽皮地望着姐姐问:“我再尝一小口?”让姐姐哭笑不得。杜毅告诉记者,可能是精神压力太大,她每天吃不下东西,吃一个元宵或者一个饺子,就会让她撑得难受。“我家的菲佣最头疼做饭,说我原来吃的是‘猫食’,现在吃的是‘鸟食’。而妹妹更可怜,有糖尿病,想吃又不能吃。”杜毅无奈地说,妹妹每天都在和病魔抗争,她的身体也每况愈下。

  记者感到不解,姐妹俩无儿无女,经济条件优厚,完全可以找个舒适之地安享晚年,为什么要这么拼命?杜毅说:“爸爸妈妈一辈子,只留给我们两样东西——要忠于祖国、热爱祖国;要学会坚强和忍耐。”两姐妹感叹,外界看到的,都是她们神采奕奕的一面,殊不知这背后,她们走过了常人无法想象的人生。

  一枝“白梅独秀”

  1944年,新疆军阀盛世才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,其中包括杜毅和杜颖的父亲,著名爱国人士杜重远。

  “爸爸牺牲得非常惨烈。他的狱友后来告诉我们,爸爸受过26种酷刑,最后盛世才亲自动刑。用沸油浇他上身,刑名‘穿马甲’;用烈焰烧下半身,刑名‘烘山药’。父亲皮肉被烧得嘶嘶作响……但他只说过一句话——‘我只求速死!’

  妈妈听后面色惨白,双手捂住耳朵,从此不吃、不睡、不语,我们都怕她精神失常了……”

  这是一段杜毅、杜颖最不堪回首的往事。“父亲惨遭杀害后,被毁尸灭迹。全国解放后,中共中央还曾专门派出考察团到新疆寻找其遗骨,但未找到。”

  杜重远1898年出生于吉林怀德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,13岁考入省立两级师范附属中学,19岁时考取官费留学日本,进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学习陶瓷制造专业。就是在那里,他结识了远近闻名的才女侯御之。

  杜颖拿出一张母亲年轻时的照片,照片中的侯御之穿着藕色团花和服。“这是妈妈从日本京都大学毕业时拍的,有人赞美她是一枝‘白梅独秀’。将妈妈比作梅花,不仅因为她貌美,而且饱含了对妈妈才华、努力和多舛命运的感叹。”

  侯御之1912年生于北京一个新派家庭。父亲是传教士,她从小便在教会学校学习,接受西方教育。“妈妈连年跳级,年仅8岁,就考取了庚子赔款留学计划,远赴日本。少年时,她就有一种完美主义,加上日本人笑话她是‘小支那女子’,为赌一口气,她门门功课都要满分。妈妈18岁大学毕业,22岁就成为我国第一位留日法学女博士。”

  侯御之能讲7国语言,会唱意大利歌剧,会弹奏钢琴。当时有不少人尊称她为“公主殿下”,为她的才貌所倾倒。

  杜颖说:“妈妈在日本参加了要求收回旅顺、大连的爱国学生运动,常听爸爸在‘同学会’演讲,他们从此相识。”

  1927年,学成回国的杜重远在沈阳创办了我国第一个机器制陶工厂——肇新窑业公司。1929年,杜重远任奉天省(今辽宁)总商会副会长,颇得张学良赏识,被聘为秘书,专门帮助张处理对日外交问题。1931年,“九·一八”事变当晚,杜重远被张学良电话“有抵抗者,开枪者,枪毙!这是蒋委员长的命令!”所震惊。1931年底,激愤、苦闷的他,离开了张学良,去寻找抗日救国的道路。

  不传消息但传情

  1932年秋,远在日本的侯御之,听到日寇已发动“九·一八”事变,坚决放弃了许多日本高等学府的聘用机会,匆匆赶回北平,任教于燕京大学。命运的安排,让她与杜重远再次相逢。

  其实,早在日本,杜重远就开始苦苦追求侯御之。他的书信塞满了侯御之的书桌。然而风度翩翩、才华横溢,又和侯御之志同道合的杜重远,还是遭到了拒绝。“因为爸爸曾有过一段封建包办婚姻,还有4个女儿。虽然已离婚,但母亲从小那么出众,她不想背负不好的名声。”杜毅解释说。

  后来,侯御之甚至连杜重远的信也不再收了。北平重逢后,杜重远为了打动她,便做了一只风筝,挂在她宿舍的窗户底下。风筝正面写着“不传消息但传情”,背面写着“我在这里等你”。杜毅说:“父亲当时已三十几岁,能做出这样的事情,说明他是一个很浪漫,很锲而不舍的人,我觉得这种精神很伟大。”

  正是这只风筝,感动了侯御之。1932年底,他们在北京订婚。第二年,在上海举行了盛大的婚礼。杜重远买下了位于霞飞路(今淮海中路)的豪宅。“并不是爸爸妈妈在国难之际苛求奢华,而是出于斗争环境的需要。”杜重远当时已与周恩来、潘汉年取得了联系,正在国民党高层开展统战工作,争取扩大抗日力量。新婚第三夜,他即离家,赶去参加“内蒙自治委员会”在绥远(今呼和浩特市)举行的成立大会。在他们婚后的10年中,夫妇俩一直聚少离多。

  只要杜重远在上海,家中就成了上流社会的交际场。高朋满座,川流不息。堂会、舞会、茶会……这些都是掩护,实际这里是爱国人士秘密接头的地方。“当时,汪精卫的特务和日寇,已经注意到我们这里不对劲,也在暗中观察。”

  一天深夜,杜重远与潘汉年、胡愈之、高崇民等人在客厅麻将桌上研究如何揭露日伪阴谋。一队混有日本人、汉奸的“夜访者”,气势汹汹上门查问。“妈妈通知爸爸的同时,迅速换上了一身华贵的日本和服,傲慢地出现在日本人面前。她用纯熟的日语,说出很多她所知晓的日军高层关系,吓得日本人连连道歉,仓皇逃走。”

  1935年,杜重远创办《新生》周刊,因鼓吹抗日而被捕。在狱中,他向前来探望的东北军将领表示,要“反蒋抗日”。他给张学良写了《建议书》,劝张“停止‘剿共’,保存实力”;又给杨虎城写信,力劝东北、西北两军之间解除误会,走上团结抗日的道路。

  1935年“一二·九”运动爆发,如火如荼的群众爱国运动,感染了张学良。他一方面开始设法营救在运动中被捕的学生;另一方面,开始向熟识的抗日爱国人士征询出路和建议。第一时间,张学良就想到了自己颇为赏识的杜重远。

  画楼重上与谁同

  1935年12月,杜重远在上海虹桥疗养院看病。张学良乘专机由南京飞往上海,当晚,便去探视杜重远。他们见面后相拥而泣,杜重远直率地批判了张学良过去的做法,并向他提出西北大联合,共同抗日的建议。

  杜毅说:“张学良是一个具有爱国思想又秉性爽直的人,听了父亲的话,立刻表示完全赞同他的意见。”之后,张学良几次私下与杜重远进行秘密接触。

  1936年,杜重远赴西安与张学良共商大计,对促成“西安事变”起到了巨大作用。杜重远因是张学良思想转变的幕后策划者,“西安事变”后被陈立夫押送南京。“爸爸在机场与妈妈话别。妈妈身心交瘁,摇摇欲倒。”

  随着国共合作重启,杜重远获得释放,但当时形势更为严峻。日寇四处通缉杜重远,密令追杀。“爸爸不得不改名换姓,与妈妈一夜三迁宿地。斯诺、艾黎等国际友人和妈妈在美国的亲友,都力劝他们去美国,然而他们却不忍离开苦难中的祖国。”

  1939年,在周恩来的支持下,侯御之与杜重远来到了荒凉的新疆。

  杜颖说:“妈妈从小过惯了大小姐的日子,此行她带了40多个箱子,遭到父亲的批评。她不知道新疆那么苦,连条路都没有,全是牛粪羊粪,一下车就吓傻了,和爸爸发脾气,说爸爸骗了她。”即便如此,侯御之还是留了下来。

  5年的颠沛、艰辛,她都忍受过来。

  他们的3个孩子杜毅、杜任、杜颖相继出生。然而,大难终于降临。杜毅曾听妈妈辛酸地回忆:“那是我终生难忘之夜,塞外的初夏凉气袭人,晚饭时,盛世才的侦缉队突然包围了我们的住宅,黑衣队员冲了进来,翻箱倒柜,‘请’走了你爸爸。我站在门外,望着囚车远去……那时,我还不知道,这就是和你们父亲的永别”。

  杜重远被害4个月后,侯御之才得知这一噩耗。然而,阴狠的盛世才并未善罢甘休,他妄图用传染病陷杜重远家人于死地。“妈妈和我们被关进了当地的结核病院,至今我还记得那些大口咳血的女病人。我们都被传染上了肺病。”

  “妈妈说:‘孩子们,我们不能死!’在那些寒冷的日子里,在北风凛冽的午夜,早已饥寒交迫的我们根本无法入睡。恍惚间,妈妈从箱子里翻出瓶瓶罐罐,喂我们吃一种有些怪味的果酱,并要我们大量喝水。从此白天我们卧床不动,保存体力;夜间避开看守,吃三次果酱,每人每次一匙,妈妈半匙。就是这些从内地带来的、已经发霉的果酱,维持了我们几个月的生命,直至抗战胜利。”

  抗战胜利后,侯御之带着3个重病的孩子回到了上海。杜毅至今难忘:“妈妈在我们的老房子外面站了很久,泪珠慢慢滚下,她说——画楼重上与谁同?”

  有一天下午,杜颖忽然听到弟弟在后花园里哭,“原来妈妈做了一只风筝,写着‘不传消息但传情’,弟弟放飞时绳子断了,风筝扶摇直上云端。弟弟大哭。妈妈蹲下身来对他说:‘那是我写给爸爸的信,绳子不断,怎能飞到爸爸那里?’弟弟似懂非懂,抹干了眼泪。可见妈妈的心里,一直深深地爱着爸爸。”

  没有精力谈情说爱

  杜颖说:“了解妈妈的人,都说妈妈太单纯了,是完美主义者。”回到上海后,侯御之不乏追求者,但她毫不动心,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子女身上。

  然而,孩子们在新疆染上的结核病开始恶化,杜毅说:“我们开始出现并发症。我是胸膜炎,后转为肾结核;弟弟是腹膜炎;妹妹最危险,生了一种胶原病,血液方面的病,全身性大出血。”3年中,侯御之接到了医院的7次病危通知。没有人能够想象,这个曾经的大小姐,能在如此艰苦的境遇下,让3个孩子奇迹般地活了过来。“我们终于熬过了结核病的危险期,但妈妈突然发现,我们已经快是上大学的年龄了,还未系统地上过一天小学、中学。”

  接下来,侯御之用3年时间,教会了子女12年的中小学课程。1963年,杜家三子女分别报考了“上海外国语学院”、“上海音乐学院”、“上海交通大学”,并被高分录取,一时在沪上传为美谈。

  侯御之非常注重孩子的家教和待人接物的礼仪。“妈妈要是带我们出去,不仅要把每个人打扮漂亮,还要求几个人在一起的穿戴要和谐。最后,为了整齐美观,我们干脆都穿一模一样的衣服。”

  1981年,改革开放的春风,吹遍了祖国大地。侯御之苦尽甘来,却在这时一病不起,查出肺癌。杜毅回忆:“当时我和妹妹分工,我负责照顾妈妈,她负责在香港打拼生意。”

  杜颖说:“我们一家人,等于后半辈子全都在和病魔抗争,次次都是在生死线上挣扎。这样的经历,让我们哪有精力去谈情说爱,享受生活。”

  1990年,就在侯御之病重期间,家中的独子,杜重远最疼爱的小儿子杜任,因心肌梗塞早逝。“妈妈到去世,也不知道弟弟已经没了。我们一直骗她,说弟弟在香港创业。”

  1998年,侯御之在上海去世,终年86岁。杜毅感慨地说:“多少人都说我妈妈是生不逢时。她才貌超群,但在那样的一个时代,美好卓绝的东西,多半会被摧毁。妈妈从不后悔她所走过的路,她说,一是因为她嫁给了爸爸;二是因为她和爸爸都没有愧对祖国……”

编辑:pd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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